同性恋何时成为禁忌已无法考查，大抵与基督教文化的兴盛密切相关。基督教道德视同性恋为变态与堕落，是非人的行为。明清时代的传教士来到中国，惊讶于中国社会同性恋的广泛，因而贬斥中国是一野蛮落后的社会。

　　到了20世纪80年代，同性恋这一少数族群在西方从地下转到地面，为自己争取权利。同性恋已不单单是性取向的问题，而是一个文化问题，也是一个意识形态问题；不仅仅反映着人类性意识的演进，也反映着人类对主流人群以外的边缘人群的宽容限度。

　　一些人可能会把同性恋的被接纳作为20世纪社会多元化、民主化的体现，但事实上，如果我们稍稍回溯一下历史，就会发现，至少在同性恋这个问题上，现代人并非总是比古代人开放、进步。古代希腊与古代中国对同性恋的包容，实在令我们吃惊。法国哲学家福柯在《性史》中指出：“希腊人并没有把对同性的爱与对异性的爱视为对立的事物。”相反，他们对同性的爱表现出热烈的赞颂。据说，女诗人萨福当时居住的雷斯博斯岛，就是一群女同性恋者的聚集地，而她的一些优秀诗篇也是献给她的“女同志”的。

　　中国人对于同性之间的亲密往往不以为意，而对异性之间的亲密则视为有伤风化。即使在今天，同性恋已是广为人知的名词，但在街头，你还是不时可以见到两个女人或两个男人十分亲昵地依偎在一起走路。

　　1999年6月初，香港的同性恋人士要求将端午节改为“同性恋节”，因为屈原是同性恋者。电视台组织了一批专家、观众一起讨论，结果当然是没有结果。屈原是否同性恋，早在30年代就有一场学术官司，当时孙次舟发表论文，认为根据《离骚》中的语气和情感，屈原和“怀王有一种超乎寻常君臣的关系”，引来一片讨伐之声。如果以今天的思想立场来看，即使屈原真的是同性恋，也无损于他的伟大。